格雷-约翰逊接受记者采访

要强化农产品市场调控和价格管理。

在全国范围，人们同样可以轻易看到无数让人揪心的情景：一方面地价天高，另一方面大量不可耕地不允许用作住宅建设。当这个力量把价格推上去时，就有很多人看涨，诱发更大的投资热潮，把价格越抬越高。

我曾在伦敦工作生活过近18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对这同属英帝国里不同体制之间的反差感触很深。香港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397人，低于北京、低于上海，低于纽约、新加坡、东京，数倍低于首尔（每平方公里17,215人）。中国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土地供给？政府反复强调两个理由：第一，中国地少人多不正常的是供给不足，其源头是人为的土地供给限制，进而是房地产供不应求。我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认真反省近十多年来抄袭香港土地财政和限供土地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并停止该项政策。

但2010年夏我在首尔工作的实际感觉是，比起北京和上海，首尔的人口密度、楼房的平均高度都远低于北京和上海。那么，让我们看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和浙江，其人口密度与台湾和韩国差不多，而中国台湾、韩国都是山区，可耕地少。[47]、《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五章第208页。

[22]我想请问张维迎先生的是：即使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没有明显下降，这个事实可以用来否认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的低工资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是消费严重不足的根源的事实和论断吗？指出中国居民储蓄率没有明显下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分析说明中国居民储蓄率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消费严重不足。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张维迎先生说：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就拿这次次贷危机来分析。

[32]请问张先生二个问题：一是，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符合机会均等的原则吗？中国的这种现状需要不需要改变？二是，如果只关注收入平等，可能会损害效率。我曾经指出，中国已经错过了提高工资的最佳时机，在世纪之初，加入WTO时就应该适当调整低工资政策，事实是低工资政策已经造成了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尽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一定的环境范围内是有效的、正确的，但也是绝对不可能打遍天下，能够适合所有客观环境，不可能永远正确、有效，成为永恒的真理。其次是，因为涉及到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分配，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就直接地和价值观和道德性相联系，和大多数人利益相违背，危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不可能是真理。……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本次危机的根源是政府的监管没有有效地弥补市场固有的不足——没有有效地制约金融家和金融企业因贪婪而产生的对市场的危害，而这种经融家的贪婪行为完全是市场固有的机制和缺陷。

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的这些原始的缺陷极其危害，那么也就为政府在调节收入、调节总的供需平衡，以及反垄断等一系列领域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5]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改革领导者为了换取政府部门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不得不做很多妥协，一些政府部门也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改革，这经常会使得本来很大胆的改革举措最后变得谨慎小心敷衍了事，甚至半途而废。……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二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

但这种试错式的摸着石子过河的发展模式，也肯定是一种滞后的、被动的、缓慢的发展模式。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剩余价值学说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灭亡的警钟，指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而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虽然市场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市场存在着三大缺陷。

反腐败必须治本 ,不能治标不治本。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一些改革者也就变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往前走，延误了改革的良机。而低工资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就必然地影响消费，消费萎缩就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之一。这是因为，第一，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通过民主的讨论，真理迟早会被大多数人认同。二是，必须建立和完善能够实现这三大崛起的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保障。作为一个大学的主要领导之一，张维迎先生对目前民怨颇深的高学费的事实是这样认识的：非常遗憾的是，最近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争论中，舆论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学费上升给穷人带来的负担上，而忽略了由招生数量增加给穷人提供的教育机会问题。

并且还承认：政府只解决大问题……那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应该还有成功和有效的地方。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市场均衡。

[9]够了，不用再多引用张维迎先生的文字了，张维迎先生的观点已经非常清楚：面对经济危机，政府的救市，是帮了倒忙，大多数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行为都是无效的。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在自由、自然、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垄断的发展趋势和倾向。但是一旦工会的合理介入，政府的调控的合理干涉，使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竞争的力量趋向均衡，实现相对公平的竞争，劳动力交易就完全可以不产生剩余价值而达到合理的水平。

[15] 所以一般人觉得市场混乱就要靠政府，其实政府介入得越多市场就越混乱，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这可以称为‘管制的陷阱。[12]也就是说，张先生认为，与其让政府来调控经济，还不如依靠市场自身的纠错机制。[40]我承认，这六大方面都很重要，但并不都是必要条件，缺了其中哪一条，都不会绝对影响中国的三大崛起。任何客观经济环境中适合的、正确的政策依据，都必然是各个理论流派的组合菜单，只是各种理论流派在这份菜单中所占据的比例不同罢了。

正因为经济理论直接地关系到社会上各群体的利益分配，所以，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必然地直接关系到价值观和道德性。甚至牛顿力学定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都是如此。

而恰恰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在社会分配领域中调控功能的缺位，才助长和扩大了这种市场经济的缺陷。但这种影响是微不足道、可以，也能够消化的。

哈耶克从来没有诋毁和贬低理性的作用。这不是我们人类自大，以为自己掌握了多少正确的理论，而是我们人类别无选择，我们人类有责任尽可能地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而且，如果无为地等待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那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退一步说，假设经济学真的和价值观、道德性无关，我们套用一句名言：科学无祖国，但科学家有祖国。劳资之间的交易和竞争就永远是不公平的。

[31]这个道理应该是人人都懂，非常遗憾的是我至今来没有看到张先生针对这个问题开出过什么有效的药方。那么，既然我们要把中国的前途托付给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搞清楚，市场经济到底有没有目标模式，怎样的市场经济才是相对完善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把我们中华民族带向何处？邓小平为中国指明了社会主义的二大原则，我认为，这二大原则也应该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最主要原则——拿邓小平的原话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

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不能剑指包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在内的既得利益和大面积腐败对财政和社会效益的消耗，而以民营企业无法承担福利负担为理由而反对在中国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这实在是中国主流学术理论界的又一耻辱。只有当政府的调节行为超出了市场的客观要求，对市场调节功能具有妨碍和危害作用时，才能够确认为是政府不合理的干涉。

如果这话确实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人类虽然不可能以人类的意志改变世界，但却完全有可能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来加速人类社会的发展。[35]我想请问张维迎先生，张先生在这里是在论述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吗？国民无法选择政府的市场经济，是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吗？很显然，国民无法选择政府的制度，是绝对没有资格被称为市场经济的。